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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新”“老”港澳委员齐议政:远距离更易产生“新鲜感”******

  中新网呼和浩特1月12日电 题:内蒙古“新”“老”港澳委员齐议政:远距离更易产生“新鲜感”

  中新网记者 乌娅娜

  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分组讨论中,来自港澳地区的政协委员积极为内蒙古的发展建言献策,而他们中有今年第一次履职的“新委员”,也有参加过多届会议的“老委员”。

  尽管港澳地区与内蒙古南北相隔,但与会委员纷纷表示,远距离更容易产生“新鲜感”,有更多合作的机会和可能。

  “我今年第一次担任政协委员,已经安排好在本届政协会议闭幕后走访一些创业孵化企业和高校开展调研。”魏立新是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的董事,他把“促进内蒙古与澳门创新创业合作”写进了自己的提案当中。

  魏立新介绍,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为当地的青年创业者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还举办创业活动、论坛等,为青年人提供了优质的创业环境。

  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已“北上”与内地多地开展了合作。“从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澳门青年与内地青年合作创业成功率更高,这一模式也可以在内蒙古地区进行复制。”魏立新坦言。

  内蒙古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桥头堡,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而澳门也被赋予“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两地在创新创业环境上都具有不同的优势和资源,可以建立恒常的沟通机制,共享两地创业资源,共同为有志于拓展的创业青年提供服务。”魏立新说道。

  时隔三年,香港委员许美娟再次来到呼和浩特参会。“虽然三年没有过来,但是我们一直利用网络履职,通过政协云平台,参与线上读书会,进行线上考察,能够及时了解内蒙古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

  凭借冬奥会的余温,许美娟也看到了内蒙古发展冬季旅游的潜力。她介绍:“香港民众其实很热衷于冬季旅游,但大多都会选择国外,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内蒙古的冬天有多么美。希望内蒙古好好把握冬季旅游资源,进一步宣传,让更多香港民众亲身感受冬天的内蒙古。”

  在她的提案中还提到,内蒙古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道地中药材品种,但由于种种原因,内蒙古中药材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香港有着中药材先进的科研体系、国际化市场营销体系和雄厚的资金优势。两地共同发展中药材产业的前景广阔。

  来自香港的吴葵生是内蒙古政协的“老委员”,在看到新一届年轻有为的港澳委员时,他很欣慰,但同时也告诉他们:“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不是会上说两句话就可以,一定要多考察、多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提案才能更加精准,才能真正反映社情民意。”

  吴葵生早已把内蒙古当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说:“觉得内蒙古很遥远,是因为不了解,远的不是距离,而是心。港澳委员就是要做好桥梁纽带的作用,增进相互了解的同时,为内蒙古与港澳地区乃至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传递更多信息和理念。”

  对此,吴葵生建言,建设蒙·港澳经贸文化合作交流信息化平台,为内蒙古招商引资、人才引进和内蒙古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提供服务。(完)

烧瓷出身的“猛子政委”黄火星中将******

  黄火星,江西省乐安县人,1909年7月出生,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身经百战、赤胆忠心,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共和国首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军事检察事业的开创者。

  在反抗压迫中接受进步思想。1916年,因中原军阀混战和连年天灾,年仅7岁的黄火星就不得不同父母一起逃难至江西。为了拿钱给中途病逝的母亲安葬,他被卖给了当地陶瓷厂黄姓工人为子,并在陶瓷厂当学徒。1929年初,黄火星与共产党人余金德等人结为好友,在他们的教育和启发之下,黄火星开始接受进步思想,认识到自己被工厂资本家剥削的现实,开始反抗工厂老板的压榨。同年端午节,黄火星参加了党领导和发动的雄黄酒罢工运动。罢工运动在景德镇持续了一个多月,黄火星始终坚持在斗争一线,积极联合工友一起向反动政府施压,最后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工人,并答应了为工人们改善伙食的要求。罢工运动的胜利让黄火星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并极大鼓舞了他参加革命的斗志。

  1930年7月,红军第二次占领景德镇,并成立了市总工会,黄火星被任命为市总工会青年部宣传员。他积极向当地百姓宣传红军的政策,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励大家踊跃参加红军。红军撤离景德镇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在景德镇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火星便随市总工会纠察队转移到乐平众埠街,加入了浮梁游击大队,担任宣传员兼司务长,后来被派往赣东北特区葛源军政学校学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为“猛子政委”。军政学校毕业后,黄火星先后担任江西弋阳第四游击队政治委员、贵余万游击纵队俱乐部主任和赤色警卫师第1团团委书记等职。1932年5月,赤警师在发动地方暴动中失利,部队被打散,第1团团长和政委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黄火星毅然担起了收拢部队的任务,带领身边的几个战士四处打听,寻找失踪的战友,先后收拢了200余人并将他们送到信江北岸。随后,这支队伍被命名为红军独立第10团,黄火星担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黄火星带领部队积极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斗争,巧妙利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对国民党部队进行打击和袭扰,并截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部队装备得到改善,队伍不断壮大。

  翌年1月,黄火星被任命为红11军第33师第95团政治委员,并参加中央苏区实施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红11军所担负的任务是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从新丰渡过抚河进入黎川,吸引并牵制国民党军第36师主力。在战斗过程中,黄火星身先士卒,带领部队猛冲猛杀,就像一台战斗机器,只要号角声一响,他立刻带着部队上前厮杀,战友们互相调侃:“这哪里是个火星,这分明是个猛子嘛!”于是“猛子政委”的称号就在部队里流传开了。

  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卢沟桥事变后,全国进入了全民族抗战阶段。黄火星所在的闽西南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黄火星担任支队第3团团长。他积极带领部队在横山、小丹阳地区开展抗日斗争,但条件十分艰苦,部队十分缺少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在一场战斗中,每个战士平均只能领到3发子弹,子弹打完了就只能和敌人肉搏拼刺刀。面对严峻的现实困难,黄火星不等不靠,带领部队自力更生,积极从敌人手里夺取物资和装备。在一次侦察中,黄火星发现安徽当涂至芜湖之间的日本军列时常会运输大量装备和物资。他便率领部队袭击了一辆军列,击毙了数十名押运的日本兵,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毛毯和大衣,部队装备和给养得到很大改善。

  1938年8月,日伪军在小丹阳地区为非作歹,抢劫村庄,残害百姓。黄火星听闻后,率部对日伪军进行袭击,毙伤340余名敌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为当地百姓出了一口恶气。1938年冬天,驻守南京的日军联队长凤山少佐集合了2000多名日伪军,将根据地进行四面合围,并对横山东北部的龙王山进行猛烈攻击,妄图一举消灭黄火星部。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黄火星决定采取内外夹击的战法来对付日伪军的“扫荡”。他预先将两支队伍派到包围圈外作战,自己带领两个连队防守龙王山351高地。他率部在龙王山构筑了战壕、沟壑等掩体,利用树林、灌木作掩护,在外围两支队伍配合下,连续数次击退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黄火星部共击毙200余日伪军,缴获100多支步枪、4挺轻机枪,反“扫荡”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军事检察事业中坚守原则。1955年5月,中央决定建立军事检察院,黄火星被任命为军事检察院筹建工作负责人。面对我军历史上和新中国检察史上的全新任务,黄火星将这个任务作为自己的全新挑战。军事检察工作是个全新事物,对一个长年带兵打仗的军人来说,更是毫无经验,一切都要从零做起。黄火星迎难而上,不懂法律就报名接受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函授教育,一有时间就去学习法律知识。工作中,他会随身携带一个公文包,将法律学习资料和工作文件装在里面,走到哪里闲下来就开始学习,以便自己能尽快掌握法律体系。在政策制定和人员调配上,他都事必躬亲,经常与工作人员谈论交流,虚心听取法律专业人员的意见建议。在他的各方协调和领导下,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筹备,就在全军各级建立起了军事检察机构并逐步走向成熟。在军事检察工作中,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中央对肃反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坚决做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全国开展反右斗争活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抵制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做法。1971年4月27日,黄火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61岁。(赵珠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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